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五经的启示确立了一种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上帝、人性、知识、创造、社会与伦理都在如下框架内展开——上帝是至高的创造主，是护理万物的统治者，是救赎主。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希腊哲学的出现提供了背景。宙斯等人格化的奥林匹斯众神，代替了早先关注自然中的巫术力量的原始希腊宗教。
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在希腊的米利都建立了前苏格拉底的米利都学派。他们思辨地设想：宇宙的秩序源泉不在于荷马诸神，而在于某种终极性的自然性现象。
柏拉图的《理想国》提出了一种新理想即哲学。理念的超验世界代替了荷马诸神，成为宗教献身的对象。其后的亚里士多德修改了柏拉图的思想，强调感觉经验。
耶稣被钉十字架，又复活。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道成肉身，为基督教世界观立下了历史的以及本体的根基，而基督教福音的核心，就是从罪和死亡中得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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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罗皈依。他的新约书信表达了与旧约启示连贯一致的基督教世界观。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结束了帝国范围内的对基督教的迫害。325年，他在尼西亚召集了教会的第一次普世公会议，这次公会议肯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性。
奥古斯丁的《论三位一体》成为古典希腊思想的基督教替代。三重位格的上帝为理解一切实在给出了超验根基。他的《上帝之城》表达了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哲学，代替了希腊的循环观念。
阿伯拉尔的《是与否》引入了一种从事神学的新方法。他以问题的方式使用逻辑，这种使用控制了对圣经内容的解释，使得神学与圣经解读相分离。
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造就了中世纪在信仰与理性之间的经典综合。
奥卡姆的威廉的唯名论否认共相的存在，挑战阿奎那在信仰与理性之间所做的综合，为现代科学奠定基础。
彼特拉克发展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他先锋性地使用拉丁手稿，促进了古典著述的复兴，使人们更多地诉诸古典著述而非经院权威来为市民价值辩护。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的《基督精兵手册》发展了一种非教条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他在《愚人颂》（1509年）里以辛辣的讽刺抨击腐化的中世纪实践与宗教迷信。
尼古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开启了现代政治观念，它以权力而非美德为政治行为的目标。
马丁·路德在德国的沃尔姆斯会议上拒绝收回著述。他对保罗因信称义教导的再发现，以及其他著述，引发了宪制的新教改革。
《施莱塞穆信条》开创了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新教宗派主义，这有别于和世俗权威合作的权势主义宗教改革。
约翰·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出版，成为改革宗神学的经典表述。加尔文的神学著述、解经著述以及书信，表达了这样一种世界观：以圣经教导为基础，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归正改革。
尼古拉·哥白尼的《天体运动论》提出日心说的宇宙论代替托勒密的地心说。伽利略的望远镜观察肯定了哥白尼的理论。
切尔伯里的赫伯特勋爵在《论真理》一书中历数了自然宗教的五个要点，这标志着英国自然神论的开端。
勒内·笛卡尔在《方法谈》中提出“我思故我在”，这开创了启蒙运动的“主体性转向”，它将个人性的理性奉为确定真理的道路，以取代从前所接受的权威如启示与教会教导。
施本尔在《敬虔之愿》中描画了虔敬派的基本原则——圣经研读，福音布道，以刻骨铭心的宗教经历而非信仰教条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
伊曼努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认识论中造就了“哥白尼式的革命”，为他的《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奠定哲学基础，而这本书对基督教作了道德性的再诠释。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攻击基督教的教导，认为它只是人类精神的投射。他以人的立场诠释基督教，认为人是爱、和平等美德的担负者，而以前人们却错误地以为担负者是上帝。
索伦·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引入了存在主义，它强调以自由和个体选择为自我与伦理的决定因素。
卡尔·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号召工人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
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挑战物种固定的观念，提出了进化论，按照这种理论，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因着自然选择而发生改变。
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嘲讽传统的基督教观念及道德，提出那些拥有权力意志的人应当创造自己的意义。
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某些老思想方式的一个新名字》提出一种认识论，它关注的不是思想性行为，而是某个观念的实践性后果。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发动了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它以语言分析来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
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拒绝这种观念：科学在线性的知识积累过程中发展。他提出，科学的发展是一种范式的转移，在其中，研究的本性有着突然改变。
雅克·德里达出版了三本著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力量即解构主义奠定基础。解构主义否认传统的终极真理观念。所有的文本都必须经过分析，以弄清其意识形态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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