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鹤(1912-2005),东莞清溪人。在广州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期间主修西画科并选修雕塑,曾亲历淞沪会战、抗日游击战、敌后潜伏和解放战争。建国后,曾先后在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北京市美术公司、北京画院从事雕塑创作。他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抗日游击战》及《毛主席像章》浮雕作者,是新中国雕塑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上世纪60年代,被授予国家突出贡献专家。享有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抗日游击战》泥稿工作照1956年
新中国雕塑的奠基人——张松鹤的艺术人生
数月前,好友范明正在广东做项目考察期间,忽在微信发我信息,言称在东莞发现了一位已故老雕塑家,托我写一篇介绍文章。
这位名叫张松鹤的老艺术家是新中国首枚毛主席浮雕像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抗日战争浮雕像的作者。范明正是一位当代艺术家,以前从未涉足过红色艺术,我不禁有些好奇。当我打开作品集,随着屏幕的滚动,赫然出现了毛主席侧面浮雕像、毛主席胸像、鲁迅浮雕像、马克思像、列宁像…等一连串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经典图像。在我儿时,中国到处都是红色的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像,据说文革期间,毛主席像章发行达到数亿枚。但我从来不了解这些像章和雕塑背后的作者。学习美术后,我只是觉得它们是政治性图像,从未以艺术的角度来仔细观察过它们。这一次,我静静地观看与感受,那几件主席像、鲁迅像、列宁像原作端肃深邃,深具青铜雕塑特质与厚实娴熟的写实雕塑手法,我开始体会到明正对张松鹤艺术的兴趣所在。
在接下来的时间,我陆续约到或电话采访到张松鹤的数位家人,尤其幸运的是,我还见到了已89岁高龄的张松鹤夫人——陈淑光女士,陈淑光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女雕塑家,虽然已经年迈,但记忆力尤佳,在老人点滴回忆间,张松鹤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般。
在这几位家人的叙述下,张松鹤这位老艺术家的传奇一生在我眼前渐渐浮现出来。
▲张松鹤晚年自雕像(本次艺术节参展作品)I 33x24x4cm
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天安门广场远没有现在这样宽广,也没有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但这里已经悄然建起了一排平房。
四十出头的张松鹤就在这里工作。
张松鹤将手中大刮刀在浮雕泥像上狠狠刮掉一块,他喜欢大刀阔斧地修改雕塑。
不远处模特台上一位穿着裤头的裸身青年男人正做着一个行军摆臂,大跨步的姿势,他全身肌肉绷紧,目视前方,纹丝不动。此时张松鹤与他年轻的妻子陈淑光正全神贯注地工作,他们不仅要写生塑造浮雕,还要不时停下来测量人像肢体的各种距离。
这是一处非常简陋的工作间,只容下模特台,立在地上的浮雕板子,水杯也只能放在仅有的两把椅子上。
张松鹤工作间只是美术工作室众多隔间之一,每个独立工作室都由带轨道的帘布相隔,帘布很严实,外面则是其他雕塑家的工作间。在这里,雕塑家们都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工作夜以继日的工作。
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工作组的一个画面。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开国奠基之作,它是纪念自1840以来,为中华民族民族解放事业浴血奋战牺牲的人民英雄所建立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神圣的意义不言而喻,国家从构思、选址、建造、美术各个环节都是优中选优,精益求精。
纪念碑的八块浮雕是纪念碑艺术表现的精华,雕塑工作组汇集了全国各地顶级的雕塑家,画家和文史专家。
当时,刘开渠任浮雕工作组组长,张松鹤和滑田友任副组长。八块浮雕的雕刻者分别是刘开渠、张松鹤、曾竹韶、王丙召、傅天仇、滑田友、王临乙、萧传玖。其中刘开渠、曾竹韶、滑田友和王临乙留学法国,萧传玖留学日本,张松鹤是少数几位没有留学经历的艺术家,尤其特殊的是张松鹤是军队系统里选送上来的艺术家,有着十二年的战争生涯,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抗日战争、加入过富于传奇色彩的东江纵队,做过地下情报工作…
从军人转型为雕刻家,这样的经历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而他分配的工作正是抗日战争浮雕。当时张松鹤被人戏称为“土八路”,但没有人会轻视他的工作。
在此之前,张松鹤已经主持过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纪念碑雕塑工作。表现凛然英雄形象的青铜圆雕“战斗”、“埋雷”,军民融合场景的汉白玉浮雕“支前”、“参军”,造型拙朴动人,酣然大气。当时张松鹤邀请了还是学生的钱绍武、陈淑光等一批美院学生加入雕塑组。制作工艺上,采用中国传统焦炭熔炼,青铜整体浇筑的方法一次成型。
这是张松鹤主持的第一项大型雕塑作品,一出手即惊艳四座。它也是新中国第一座大型青铜人物群组雕像,即使以今天的标准,亦是青铜雕塑精品。
正是这座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纪念碑雕塑工作的成功实施,张松鹤得到华北军区推荐,担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专家组副组长,纪念碑浮雕项目的前期筹备工作都由张松鹤主持。
▲青年毛泽东头像I 文革期间大量用于毛主席像章(本次艺术节参展作品)I21x14x1.5cmI 1967年
二
浮雕工作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只是雕塑与绘画之间的过渡,浮雕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艺术形态。
浮雕工作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项目,以刘开渠、张松鹤为主导的浮雕工作小组严格遵循法国古典学院主义的浮雕工作程序,从画稿到最终浮雕成品,中间还有 1/4 泥稿,1/2 泥稿、等比泥稿等一系列中间过程,每个环节的泥稿还要翻成石膏。每个环节作出的稿子都要拍成照片送交上面领导审核。
为了保持人物肌体解剖结构的严谨准确,在人物着衣稿之前,雕塑家还要做裸体稿。以至于当时朴实羞涩的士兵模特难以接受,他们坚持要穿上裤头。
八块浮雕虽然由每个小组各自创作,但浮雕人物的大小和雕刻手法风格亦要统一。浮雕的精华在于他的水平高度。雕塑组规定,浮雕高度差都要保持在 10 厘米,不能超出浮雕外框台面的高度。这就要求雕刻家每塑出一个人物都要丈量尺寸,往往都要将高出部分削掉,或刮掉重做。
人物的雕刻环节也是难题,雕塑组特地聘请了河北曲阳和浙江的石雕艺人来完成浮雕最后一步的石雕工作。但是当时中国的石雕工匠只熟悉中国传统的佛像人物石刻工艺,对于以高度写实的西方人物雕刻是陌生的,雕刻组特意让石匠去央美培训了半年,练习写实雕刻手法。为了更严格的贴近雕塑家的创作稿,滑田友不仅为艺人培训了西方古典主义石刻技术并带来了点线机石刻工具,点线机能将泥塑各个点的位置精确记录下来,再移到石板上,有了设备的辅助,石匠就能精确还原雕塑家原作了。
▲《抗日游击战》二分之一创作定稿局部石雕试刻之一
正是在各个环节,各个角度的严密地把控,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八块浮雕才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的经典作品。
张松鹤要雕刻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一面长 4.5 米,高 2 米,高度差为 10 厘米的大型浮雕。这是表现中国游击战士抵抗日本侵略军,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历史画面。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从构思到石雕按规定要由画家绘制画稿,雕刻家负责泥稿雕塑,最后由工匠凿成石刻浮雕。张松鹤工作组的画稿本是由他的好友,曾在鲁艺任教的画家辛莽负责。但是张松鹤坚持要由自己亲自动手绘制画稿,这既是他艺术上的坚持,也是因为抗日游击战争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
今天,已年逾八旬的陈淑光仍保存几幅当时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手稿,那几张已发黄的手稿和最终的定稿差别很大。
陈淑光,1952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女雕塑家。她既是张松鹤生活的伴侣,也是他最重要的工作搭档。多年以来,陈淑光默默保存了张松鹤很多散乱的遗稿和草图。最初抗日战争的画稿有各具姿态匍匐前进的士兵,有向后打着手势,有手执武器躬身等待,有蹑手蹑脚穿行在高粱地里,后面还有扛着药箱的战士,摊开地图眺望远方的指挥员,埋雷的民兵…那更像是游击战争具体真实画面的截取。
最终的定稿,人物的群组关系更为严密齐整,每个人物与周边人物都有映衬、遮挡、穿插关系,行成了一个相互协同、有机严密的人物群组。
左面五位战士和一位扛箱的民兵均采取躬身前行的动姿。右边的八位人物除前边一位疾行的女民兵和右下角埋地雷的大爷采取蹲伏姿势外,均采取站姿。中间那位神闲气定的指挥员和他旁边一位紧握钢枪的少年战士背后,则是几棵厚重的松树。人物的动势恰似立如松,行如风!
浮雕人物大部分面向左侧,有向左侧冲决而出的气势。张松鹤又用右下角蹲伏的埋雷大爷,中间向右瞭望的民兵面部做了构图的适度平衡。
浮雕人像以军人形象为主,民兵群众的形象为辅,整体形象整肃庄重。穿插在军人中的民兵头裹羊皮头巾,袒露着健硕的臂膀和胸肌。军人则统一着装,一丝不苟;身材高大强壮,有如古希腊运动员般健壮的体魄。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是史诗性的,必然要遵循神圣化的趋势。但具体到每个人物面孔,张松鹤又坚持着个性化原则,他请来不同相貌特征的军人模特来雕塑面部。而浮雕中的那位老奶奶,张松鹤采用了家里保姆的形象。
抗日游击战争不仅人物精雕细刻,对于器物和背景也极为考究,右下角老大爷装地雷的篮筐,出身南方的张松鹤特地考察了华北地区农民使用的篮筐样式。
张松鹤在艺术上不仅苛刻,而且非常坚持,甚至有些固执。但也正是由于他的坚持,使得他的雕塑呈现出特有的深度和魅力。
当年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背景曾经是一个争议点,和很多不设背景的浮雕不同,张松鹤创作的抗日游击战的背景有连绵的远山,有苍劲的松树,有倒伏的青纱帐和压弯的麦穗。在当年,有些欧洲学院派专家认为这样的处理,绘画性太强,弱化了浮雕效果。但张松鹤坚持这样做,因为他亲身经历过游击战争,战士们在游击中的场景就是身处在森林和田野中,环境是游击战争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这样处理也暗合了中国传统浮雕中人景融合的手法,有了景物的衬托和穿插后,浮雕呈现出更为鲜明的画面流动感。
而这样的处理手法从今天看来无疑是从内容到形式的高度契合。
张松鹤和陈淑光居住地离工作室很近,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比现在小的多,美术工作室就倚着广场的红墙,为了进出方便,工作人员在红墙上开了道门,门对面穿过西皮市大街,就是左府胡同东口,当年左府胡同就位于现在人民大会堂位置,进入胡同走不多远就是张松鹤陈淑光所住的老宅子,里面分两道进门,中间是个大院子。刘开渠女儿和雕刻家萧传玖也分别住在跨院里,张松鹤和陈淑光住在东房的两间配房里。后期他们搬到临街的两间南屋,房间不向阳,但背阴的房子恰好适合雕塑。张松鹤将里屋做卧室,外屋开了天窗做工作室。他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工作间隙,陆续在这间小屋里,先后做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像等一批经典雕塑。
张松鹤和陈淑光生活很简单,最开始工作组实行伙食供给制,张松鹤和陈淑光的伙食都在大食堂里解决。后期实行薪金制,张松鹤夫妇雇了一位保姆照料孩子的生活。
夫妻二人每天早出晚归。从 1953 年到 1956 年,张松鹤和陈淑光足足在这里工作生活了三年。
▲《抗日游击战》二分之一创作定稿局部石雕试刻之二
三
晚年的张松鹤,和家人谈起那段人民英雄纪念碑工作的日子,他认为那是他雕塑生涯至关重要的时期。他和当时中国最顶级的雕塑专家一起长时间工作、切磋和讨论,对于浮雕艺术的认识和实践上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而在此之后,理论界对于浮雕的研究是比较匮乏的。中国也很少再出现像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样的浮雕精品。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抗日游击战》汉白玉浮雕1956-1957年
张松鹤没有就浮雕写过专门的著作。张松鹤的一个儿子在他晚年经常参与他的雕塑工作,他回忆父亲对于浮雕艺术常有只言片语的论述。
他谈到父亲张松鹤和其他专家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是严格遵循法国古典主义学院的雕塑手法。
概括起来有三点:
一是分层,浮雕无伦是深浮雕还是浅浮雕都要分层,即分出远、近、中层。尤其要区分出第一排人物和第二排人物的空间距离,而两排人物之间的高度差又要非常小,否则第一排人物的光影就会遮挡住第二排人物。
其次是“做墙”。“墙”是个比喻,例如第一层造型与第二层或与其他层相交形成的轮廓线,这个外轮廓线是一个很小的垂直立面,这个立面的塑造就是“做墙”,“做墙”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人物轮廓的表现力。
而在轮廓内部,人物五官或服装的衣褶等,就要空间压缩。而这种压缩不是按照正常人物比例压缩。按张方的话来说,就是“非等比压缩”。离观察者越近,浮雕最高点的区域压缩比越大。离最高点远的地方则压缩比较小。
▲《抗日游击战》四分之一创作泥稿初稿I 1954年
比如侧面像,人的耳朵和颧骨这些高点,在浮雕中起伏面要很小,而到了额头、鼻子等低点,起伏面就可以接近圆雕。这样处理,在室外光影不同角度照射下,高浮雕能够生动地表现出层次鲜明的立体效果。而现代很多高浮雕干脆做成平面上凸起的圆雕,这样会产生大量光影遮挡,效果就大打折扣。
法国古典学院浮雕不同于中国传统写意式浮雕,是严格遵循人体体面转折的,法国学院浮雕人物面部是由很多细腻连续的锋面转折构成的,线条是不存在的。即使压缩比很小的起伏,也是由细小的体面连接而成,这样人物面部的体积感、真实感方面就会有精细真实的表现力。
人名英雄纪念碑的人物雕塑正是严格遵循着这些原则,才成为中国浮雕史上的经典之作。
▲《抗日游击战》I 1:1等大创作泥塑稿I 1955-1956年
四
很多知道张松鹤的人都比较好奇,张松鹤既非留洋的艺术专家,又非美院教授,中间又从军数年,他是如何跻身于当时中国最顶级的雕塑家之列。实际上除了他异常刻苦勤奋以外,和他早年学习中所掌握的扎实的雕塑功底是密不可分的。
张松鹤,1912 年出生在广东省东莞县清溪浮岗柏村的一个客家农民家庭。[1]幼年的张松鹤喜爱动手琢磨东西。家里的八卦钟坏了,他会把钟拆解,将里面齿轮零件一样样取出,矫正里面细细的游丝。他当然也是喜爱画画的,有一次他嫌一根银链上的蝴蝶凸起难看,干脆把它砸扁,在地上画了一只蝴蝶,他父亲看了都很惊叹。上小学后,他经常用习字纸描画山水,人物。就像一切有天赋的少年,他被村子一位民间画家余永晋相中,[2]收他为徒。余永晋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绘画奇才,不但精工花鸟人物画,还擅长浮雕感很强的壁画。在浮岗,柏朗,新围,旧围、黄屋围等村庄的祠堂和住宅都留下了他的作品。
但张松鹤家贫,穷人家的孩子却是学不起艺术的。父亲见他手巧,想让张松鹤将来做个裁缝糊口,但张松鹤却毫无兴趣,半年才磨蹭着做了个裤衩。此时少年张松鹤只想学绘画。他有两个哥哥在南美的苏里南打苦工,他写信向他大哥求助,哥哥非常支持他的理想,很快寄来费用。这样,张松鹤的父亲就带着他到大都市广州去学画。
▲艺术节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的《抗日游击战》草图
广州作为一个通商口岸的大都市,受西洋文化影响很大,美术馆众多。最初,张松鹤先去岗州美术馆学了半年炭像,再学油画。[3]这家美术馆其实是一家美术商店,卖玻璃镜画、油画、炭画、水彩、布景画等。张松鹤画了孙中山像、梅兰芳等很多名人像,在这里他打下了画人像的底子。
在这期间,他的朋友张庆奎去香港给他带回本有彩印的英文书,其中一张是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另一张是英国画家亨利·豪里达绘制的《但丁和贝阿特丽采邂逅》,这两张油画给张松鹤以极大震撼,他开始不满足于美术馆学的技能,立志要学真正的西洋艺术。
当时广州美专是中国南方为数不多,师资力量雄厚的美术学校。[4]这里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方人定、赵少昂、司徒维校长、胡根天(早期)校长等一批中国知名美术家。其中有很多留学欧美和日本的老师。例如赵雅庭留学阿根廷,谙熟古典素描艺术。谭华政留学日本,是油画界的老前辈。李桦留学日本。版画家,理论家。
经过半年夜校艰苦的学习,1930 年,张松鹤 19 岁时考入广州美专。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兴奋的一件事。在美专学习的都是家境丰裕子弟,一位穷人家孩子能进入美专是非常罕见的。
现在留存着一张松鹤在广州美专的照片,那时的张松鹤正值青春少年,梳着整齐油光的发型,戴着圆圆的眼镜,斯文而帅气。
▲张松鹤晚年使用的清溪原籍工作室一角
张松鹤在广州美专主修油画,兼修雕塑。当时广州中山公园有很多国外大理石裸体雕塑,这些雕塑给张松鹤很深的印象,他感觉雕塑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美感,他对雕塑的兴趣日渐浓厚。他所在的雕塑班有 70 多人,学习期间,陈锡钧老师对张松鹤影响很大。陈锡钧是一名雕塑家,在意大利工作了 20 年,他非常熟悉西方古典雕塑,从陈老师那里,张松鹤掌握了扎实的古典写实雕塑技法。他能在两个小时内制成一座浮雕,逼真而传神。他偏爱浮雕,因为浮雕用料少,省钱省力,方便迅速。张松鹤用心学习了整整四年,最后班上只剩下张松鹤和另外两人。
在广州美专的学习经历,奠定了张松鹤一生美术之路的根基。
下篇
2018-10-16 18:04
▲ 张松鹤与夫人陈淑光在列宁像前留影 I 1957年
新中国雕塑的奠基人——张松鹤的艺术人生
八
进入70年代,张松鹤创作了很多杰出人物雕像。
他曾经创作过咸乐成拦惊马的雕像。咸乐成是北京军区欧阳海式人物,这尊雕像中,张松鹤塑造了一尊惊心动魄、前蹄腾空的奔马形象,这座雕像原作现已不知所终。
他也塑造了在70年代红极一时,带领农民治理粮田,发展养猪业的焦裕禄式干部——王国福的雕像。
他还雕塑了爱迪生,他钦佩爱迪生的发明为人类带来了光明。
在创作了大量男性英雄人像的同时,他也创作了《风云南海》、《荔枝女》等一批女性人物雕像。
▲鲁迅头像 I 树脂 I 1973年
(用于1973年《鲁迅全集》第二版封面,本次艺术节展品)
1979年,张松鹤随中国雕塑家考察团参观考察了意大利七个城市和法国的巴黎。这次考察,他遍览意大利法国大量古典雕塑,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完整的观摩欧洲古典雕塑原作的经历。
张松鹤最为崇尚古希腊[10]的雕塑。在《漫谈西方雕塑艺术》一文中,他这样写道:“古希腊雕塑真实、洗练、明快,人物动态多闲静、轻盈,形象健美、典雅,又显得庄严、肃穆,多强调人的共性和一般性。”在技术上,他认为古希腊雕塑非常注意转折面的塑造,形体锋面的衔接优美、流畅和连续。
而对于古罗马雕塑的,他认为古罗马雕塑在继承古希腊雕塑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写实的风格发展。所表现的神或帝王、贵族的大量石刻作品,形象都及其写实。形象个性化明确,手法厚重,有自己的特色。但过于具体,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比不上希腊。
他对于古希腊古罗马雕塑的评价也可反映出张松鹤本人的雕塑价值观。
70年代,张松鹤进入北京画院工作。就像很多早年学习西洋艺术的艺术家一样,晚年的张松鹤也开始勤习书画,寄情于山水花鸟之间。
在北京画院的一段平静时期,他经常会拿本画册,静静揣摩,他也经常临摹研习他最为推崇的王羲之、米芾的书法和汉碑。
▲鲁迅头像 I 石膏 I 1973年
(用于1973年《鲁迅全集》第二版封面,本次艺术节展品)
他的书画延续了雕塑风格,雄健厚重,苍劲有力,金石气重。从70年代到晚年,他创作了大量书画作品,并多赠与政协友人和当年战友。
1989年至1991年,应华侨邀请,在小儿子陪同下,张松鹤去美洲多地举办个人书画展。先后在苏里南、圭亚那(法属)、美国洛杉矶和三藩市和加拿大多伦举办了七场书画展。
他们首站来到苏里南,这是一个气候温和,环境宜人美洲小国,张松鹤来到这里,感觉身心愉悦。
除了办书画展,此次苏里南行,也是张松鹤的感恩之旅。张松鹤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能走上艺术之路是因为在苏里南他两位哥哥的资助,哥哥们用艰苦打工赚来的血汗钱支撑了张松鹤最初的艺术梦想,而他们自己却积劳成疾,很早过世了。他们的后代已是不同族裔,隔膜甚远,难以联系。张松鹤就去拜访当年的老战友老朋友。东江纵队的很多华侨战士都来自南美苏里南、圭亚那等地,很多都是张松鹤的战友和学生。
中华会馆和广义堂是当地两大华侨组长,分别倾向国共两党,原本互不来往。但两个组织中皆有张松鹤的学生或朋友,张松鹤到来后,两边成员都来拜会,双方握手言和。
▲鲁迅头像 I 石膏原模 I 1973年
(用于1973年《鲁迅全集》第二版封面,本次艺术节展品)
张松鹤在三藩市、多伦多等地的画展,当地电台报纸都做了大量报道,受到舆论热捧,当地观展者甚众。《国际日报》评论张松鹤的作品:“他的山水画笔墨雄浑,气宇轩昂,意境深邃莫测。其花鸟画则清秀淡雅,墨色流畅,不失为大家风格”。[11]
九
张松鹤常年在北方工作,但他的身体并不适应干燥寒冷的北方气候,经常犯肺气肿。从80年代,张松鹤开始频繁返回家乡东莞。90年代初,张松鹤回到了他人生的起点,定居于家乡清溪柏朗村。之后的数年,他的精神与身体日渐好转。
千重云嶂近,
百曲清溪长。
鹿湖亭影静,
波照鹿鸣岗。
这是张松鹤在1982年一首吟诵家乡情的小诗。他喜爱家乡清溪钟灵毓秀的山川溪流,经常赋诗抒发情感。
今天,在东莞清溪柏朗西街一处灰墙大院门口。透过铁栅栏门,能看到院内高大葱郁的芒果树、红棉树、白玉兰、桉树和盛开的红色扶桑花,粉色的金达莱。进入院子,道路的尽头就是几间平房,一座裹着蓝白塑料布的军人雕像斜倚在门口一棵树上。屋内摆放着几把木椅、木架和桌台。地上和木架上满是大大小小的黑色青铜像、石膏像和雕塑工具,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像框,里面是一位神态安详庄重,戴着厚边眼镜的老人,这位老人就是晚年的张松鹤。
▲毛主席纪念堂广场旗帜用毛主席头像
浮雕正面 I 水泥 I 1977年
这里就是张松鹤晚年在东莞清溪的工作室。张松鹤工作室的院子就坐落在当年他创办的柏朗村小学旧址,那棵繁茂多枝的百年榕树依然伫立至今。90年代柏朗村小学另迁新址,张松鹤将原小学买下,将其中几间瓦房作为了工作室,前些年,政府征地,原有的园区大半已改建为道路和房舍,只留下了现在的院落。
回到故乡的张松鹤依然对艺术保持激情,他的生活极为自律。每天一早去工作室,白天画画做雕塑,晚上研习书法,日复一日。他的孙女每天中午都要去工作室叫他回家吃饭,每次都要喊好几遍,老人才会放下工具。
张松鹤晚年生活依旧简朴,经常就穿件白色褂子,所用纸笔也是最为普通的。但晚年的他有了对生活和自然更多的情趣与热爱。老人喜爱细软的食物,家人在饮食上也很照顾他,有时会去山里挑泉水,以柴锅烧豆腐,做客家闷鹅给他吃。他出门赴宴,会随身带把剪子,把食物剪碎再吃。
他的工作室和居所院落仿佛是小型植物园,除了各种树木,还遍植龙眼、鱼尾葵、香樟、九里香和三角梅、月季、蔷薇等多种灌木花卉。夏天的夜晚,数十朵昙花竞相开放,满园幽香。他还在工作室院中砌了水池,池中安放了一尊“月亮女神”雕像。老人经常在树荫花影下,与友人吟诗论画。
▲ 毛主席纪念堂广场旗帜用毛主席头像
浮雕反面 I 水泥 I 1977年
在创作之余,他不忘提携后辈。张松鹤虽然不是美院中人,但他一生在小学、中学和华北大学、北京艺师、北师大等高校有过短期教学经历,著名艺术家张文新就是他在华北大学的学生。文革时期,他指导的主席像工作组中,也有很多自愿和他学雕塑的助手。晚年,他也经常教后辈家人和慕名学画的孩子。有一位耳聋的孩子干脆住在家里学画,他不收取学生费用,只是要求非常严格。他的儿子张方、女儿张红和孙女阿峭以及很多学生后来都走上了专业美术之路。在和后辈交流中,他并不认为自己很聪明,自己在专业上能取得成绩来源于他的勤奋努力。
十
张松鹤在晚年为了纪念那些为抗战牺牲的战友们,提议东江纵队活动区域地方政府立项建碑,并亲自主持了深圳革命烈士纪念碑、惠州东江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以及家乡清溪革命烈士纪念碑的纪念碑型与艺术设计工作。
这三座纪念碑既是他一生雕塑技艺的总结,也是对早年战友深情的缅怀与纪念。在经历了几十年风雨苍黄的国事人事的变迁后,张松鹤对于早年浴血奋战,生死与共的战友情看得尤为珍贵。
张松鹤对于三座纪念碑浮雕的细节非常考究。对于当年东江纵队战士的服饰、枪械都要向老战友去详细咨询。当年东江纵队主要服装是“列宁装”,一种翻领带肩带的服装,而帽子是 “五角帽”,这些服饰来源于当年的南洋机工(南洋开车的司机)。而当时的武器则五花八门,有日式、英式和土枪。战士鞋子则是“冯胶鞋”,一种南洋产的质量上乘的胶鞋,当年游击战士们就是穿着这种鞋在崎岖的山路上健步如飞。
八十多岁高龄的张松鹤面对庞大的纪念碑工程,依然激情似火,他不仅在工作室日夜打磨画本泥稿,到了工地,数层楼高的脚手架,他照样要上去调整要津节点。
清溪革命烈士纪念碑坐落在东莞市清溪镇南面的大窝山上。这里视野开阔,四面桑松翠柏,高耸的纪念碑直插云天。碑身正面镌刻着“清溪革命烈士纪念碑”九个金色大字。碑座长6.5米,宽4米,镌刻着碑文、烈士名录和张松鹤手书的颂词。其它三面镶嵌着黑色铸铜浮雕,表现了清溪军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英勇奋斗的历史图卷。浮雕遍布刀锋锉痕,人群密簇汹涌,狂飙突进,似黑色熔流奔涌向前。
▲ 谁主沉浮-青年毛泽东像 I 陶瓷 I 1968年
据张松鹤家人回忆,张松鹤原初的清溪纪念碑构思宏大,不仅有纪念碑,还有亭台楼阁,水路系统。但在90年代初期,地方政府经费有限,碑身高度亦有限制,老人向来对艺术执着完美,也无奈做出妥协,最后方案大大缩水,成为老人生前的一大遗憾。
除此以外张松鹤在家乡还陆续创作了《曾生将军》、《王作尧将军》、《蔡子培》、《何与成》等东纵战士像。
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后,雕塑工程有巨大利益,但张松鹤擅长专业,并不懂如何经营项目工程,往往将工程委托他人,自己和家人只能拿微薄的设计费。即使这样,在设计深圳纪念碑的时候,张松鹤还将自己设计费全部捐献出去。
张松鹤晚年的精力还是在于专业追求,对于现代艺术,他也并不一味排斥,虽然他仍然坚守自己的创作原则,但晚年在风格和形式也做了某些创新。在陈淑光家有一尊黑色女人体雕塑,作品只选取了人体躯干造型,形体高度简练抽象。他晚年创作的《女娲补天》是一幅带有象征主义特色的油画作品,这些新作与他以往的写实风格迥异不同,这在同辈艺术家中是很少见的。
2000年的重阳节,天高气爽,张松鹤兴致很好,到山里观景后,在家锻炼时,做了一个单腿独立的姿势,不慎摔倒骨折,在长期卧床后,老人身体每况愈下。
▲湖南大学毛主席立像 I 水泥 I 1967年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老人依然要画画,哪怕手已抖的难以控制笔了。临终前两周,他还要借助亲人的手在纸上歪歪扭扭的画上几笔。
2005年7月28日,张松鹤卒于故乡清溪,享年九十三岁。
后记
这位颇具传奇色彩、创造了大量重要雕塑的老艺术家,一生没有积累下什么财富,也远没有在艺术院校教书的同辈人的声名显赫。
我不是艺术评论家,难以评价张松鹤先生在中国雕塑史上的地位。但我也似乎懂得艺术界对他的忽略,在当今的艺术高校,西方和中国古代大师才是师生崇拜的偶像,红色艺术家却是被敬而远之,雕塑尤其如此。这和毛泽东时代刚好相反,但中国历来有这样二律背反的历史规律,个体是无力改变这一端貌的,我只能替老人感到些许不平。
▲鲁迅胸像 I 铸铜 I 1956年 I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近日,由范明正赵艳婷策展的《“延伸的空间”2018东莞雕塑装置艺术节》在东莞举办,我应邀从北京来到东莞,又从东莞坐长途车来到张松鹤的故乡——清溪柏朗村做考察。
张松鹤的孙子接待了我,他很热情地带我参观了张松鹤生前的工作室和居住的院落。
张松鹤的居所离工作室很近,那是一座临街的院落,紧挨着名曰懋德䑓的碉楼。这是一处东莞乡村再普通不过的小院,主体房屋是一座三层小楼。现在这所房子已出租,底层一扇敞开的门里几位年轻人正加工着塑料制品,张欣然告诉我,旁边那扇横着铁栏的窗子后面就是张松鹤生前住的房间。此时几位年轻人疑惑地望着我这位不速之客,我想他们肯定不清楚以前这座院子居住的老人是谁。
离开的时候,张松鹤的孙子指着院外一棵枝繁叶茂的榕树告诉我,这就是当年柏朗村小学的那棵百年榕树,当年他的爷爷在榕树四周设计了分层的台座,供村民休息,如今只剩下一层单薄的水泥台。
▲鲁迅半身像 I 青铜 I 1974年 I 中国美术馆藏
返回东莞后,我再次观看了展厅里张松鹤的作品,在他自雕石膏像前,驻足良久。这块原置于工作室的石膏板早已泛黄斑驳,领口处已被虫蛀出一个洞口。艺术家雕刻出自己清癯的侧面像,紧绷嘴唇,微蹙眉头,若有所思地望向前方。
晓舟于2018年8月24日写于北京 I(感谢张松鹤家人陈淑光、张扬、张方、张峭然、张欣然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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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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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谭送,温传发,张磊.南国红棉——张松鹤革命、艺术生涯[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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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徐谭送,温传发,张磊.南国红棉——张松鹤革命、艺术生涯[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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